創新藥不僅需要更多的政策支持，而且此前監管仿制藥的思路當下也已不適用，需要有一個機構理順中國創新藥發展的相關政策，實現全產業鏈更好的銜接。
中國作為一個擁有14億人口的大國，創新藥長期以來依賴進口，導致很多創新藥以國際最高價格進入中國市場，嚴重制約了其可及性和可負擔性。可見，中國人民健康福祉和健康中國2030目標的實現，必須有強大的自主創新藥工業的支撐，這也事關國家經濟利益乃至國家安全。
可喜的是，在過去幾年，特別是自 2015年由藥品審評審批改革以來，國家政策支持，資本市場助力，加之人才紅利爆發，中國創新藥正在崛起與發展，有一批產品走到了世界前沿，如我們已經擁有能夠帶給患者三倍“生的希望”的自主研發新藥、已經擁有獲得美國食品和藥品監督管理局（FDA）突破性療法認定的自主研發新藥。
可以說，中國醫藥工業逐步進入“新常態”：在驅動因素方面，由仿制藥為主轉變為擁有越來越多的自主研發創新藥的“仿創結合”，且產業價值鏈關口由仿制為驅動向創新為驅動的前移；在國內醫藥結構方面，由進口創新藥獨大轉變為本土創新藥擁有越來越多的份額，在一些領域，已經實現與進口藥分庭抗禮；在國際市場方面，由僅僅是高污染、低利潤的原料藥和仿制藥出口，轉變為創新藥出海，并有機會成為顛覆世界醫藥版圖的新力量。
這些需要依靠企業不斷的研發投入、以創新為本的硬實力來延續。同時，醫藥工業發展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策導向，打通政策關，將是中國創新藥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。
不能用仿制藥思路來管理創新藥
在醫藥工業“新常態”下，中國的產業政策、監管機制應從針對仿制藥為重點， 向創新藥偏移。
在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內，進口創新藥因為價格偏高，在國內市場規模有限；而且產品主要來自一些大型跨國企業，大部分在歐美市場已經被驗證過，自然被監管者和消費者視為“優等生”。同時，數以千計的本土企業，在實力有限情況下，主要關注仿制藥、普藥生產，競爭慘烈，質量也參差不齊。因此，中國醫藥產業政策和醫藥監管政策，過去的重點是針對仿制藥，而且監管收得很緊，旨在抑制醫藥市場的無序競爭。
現在形勢已經在發生變化。經濟收入增加，居民醫療更有意愿為創新藥付費；醫保目錄加速調整，支付方也愿意為創新藥付費，市場正在發生變化。
本土企業的創新意愿也在升高。2012年至2018年，中國本土企業的新藥臨床申請（IND）數量大幅攀升。2018年，國產IND數量實現同比增長71％。麥肯錫報告顯示，中國對全球醫藥研發的貢獻率于2018年上升至4％－8％，已跨入第二梯隊。
整體來看，中國已經實現從“me-too”（同機制新藥）到“me-better”乃至同類最佳best-in-class的進步。例如，百濟神州自主研發的PD-1抗體替雷利珠單抗在經典霍奇金淋巴瘤的臨床數據顯示，其完全緩解率能夠達到同類進口藥的2倍-3倍，這意味著能夠為患者帶來2倍-3倍生的希望。中國創新藥企研發出同類第一（first-in-class）藥品，應當只是個時間問題。
市場大環境的變化，也激勵了資本涌入和人才回流。2018年，健康產業投資總額達825億元，其中醫藥及生物技術占據了前兩位。同時，近年來回國的科研人員和留學生也越來越多，投身本土醫藥企業。
在這樣的大環境之下，主要面向仿制藥的產業政策、監管政策，以及政策的目標導向，雖不斷地調整，“創新”和“高質量”已成為政策支持和引導的大方向，不過，目前看依然趕不上形勢變化，也未能滿足本土創新企業的需要。
首先，是給予中國本土創新企業和跨國藥企平等的競爭地位。例如，在審評審批方面，隨著中國藥品注冊制度改革的逐步推進，進口新藥審評審批的流程明顯簡化，上市的速度大大提高。但本土創新藥和進口藥在管理政策上還存在一些差異。如進口藥不需要進行生產現場核查，且質量標準復核可以在遞交新藥上市申請（NDA）后即開始，導致國產藥比進口藥新藥上市申請批準時間明顯延長。
根據過往數據計算，一類生物藥制品方面，在腫瘤領域，進口藥的新藥上市申請比本土創新藥約快2.5個月，PD-1/PD-L1類產品，約快4個月。幾個月的差異，在商業化布局和發展方面，就可能造成巨大影響。在現行醫保調整周期下，甚至可能會造成長達兩年的時間差。
其次，支持中國藥企維持創新活力。如在醫保方面，傳統仿制藥企業，由于驅動因素更多在產業價值鏈末端，對于醫保目錄調整周期的敏感度相對較低。而創新藥企業，急需獲得資金回籠，以進一步支持研發創新。
縮短從上市到進入醫保目錄的時間
隨著近兩年中國創新藥集中步入商業化階段，醫保成為打通“最后一公里”的關鍵。2018年國家醫保局成立以后，醫保目錄調整常態化、創新藥國家談判機制化，新藥獲批到進入醫保目錄進程確實得到了加速。
不過，中國本土企業有一批療效與安全性并重、并更具經濟性的本土創新藥品已經上市或者即將上市，甚至可能打破同類進口創新藥的市場主導地位。當前，醫保目錄兩年調整一次的節奏，依然無法滿足形勢的發展變化速度，亟須建立報銷和上市審評審批同步機制。
以BTK抑制劑澤布替尼為例，該產品被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藥品審評中心（CDE）納入優先審評通道，且被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（FDA）認定為“突破性療法”，獲得優先審評資格。當下的一個現實難題是，跨國企業研發的一代BTK抑制劑已在中國上市，并進入醫保目錄。而按照當前目錄調整和落實周期，本土創新藥要在獲批1年－2年后，才可能進入醫保目錄。進口藥品由于上市時間更早，能更快獲得進入醫保目錄的機會，而依靠準入先機，就在市場占據了有利地位。
我們期待政府能夠參考國際經驗，銜接藥監和醫保部門，建立報銷和上市批準同步機制，從而縮短審批上市和進入醫保目錄之間的時間差，不但能幫助提升患者對創新藥的可及性、節省醫保基金支出，而且有利于企業回收研發成本，形成中國創新藥研發的良性循環。
英國、德國在專利藥方面的政策可借鑒。在英國，創新藥進入上市審評環節時，同步進行醫學技術經濟學評估（HTA）；德國是基于附加效益區分真正創新和偽創新的醫保談判定價模式。兩國新藥從上市到進入報銷目錄只需一個月。
上述種種問題，在多個政策，特別是執行細節方面仍待解決。如能有機構牽頭理順中國創新藥發展的相關政策，實現全產業鏈更好的銜接，將能全面有效地支持中國創新藥發展。
創新藥企如何“走出去”
不同于傳統跨國藥企更多關注歐美市場，中國創新藥企，既希望立足和拓展發達國家市場，也更關注發展中國家的創新藥可及性問題，期望實現“兩翼齊飛”。實現這一點，企業實力是基礎，政策支持也是必要因素。
走向發達國家市場，中國創新藥企已有所實踐。麥肯錫報告顯示，包括百濟神州、亞盛醫藥、君實醫藥在內的創新藥企業，已經在發達國家開展臨床試驗，且有企業在美國市場布局商業團隊。
同時，“一帶一路”沿線國家中有很多發展中或者欠發達國家，此前是被創新藥遺忘的角落 。中國創新藥，特別是針對嚴重威脅人類生命的重大疾病的創新藥，在“一帶一路”這一國家級大戰略上，不應缺席。
具體而言，中國創新藥企，有能力在建立前沿的醫學學術交流機制，通過平臺搭建，提高“一帶一路”國家診療水平；在更多“一帶一路”沿線國家開展臨床試驗，支持當地臨床醫學人才培養，并通過與當地監管機構的互動，促進臨床試驗數據互認等藥品監管領域進展；建設符合國際最高標準的生物藥生產基地，通過自主建設或探索第三方市場合作等方式，實現藥品生產本地化，并促進中國藥品生產質量管理規范（GMP）的國際認可；通過本地化商業運營，讓高質量、可負擔自主研發創新藥惠及當地人民，幫助更多患者戰勝疾病等方面，都大有可為。
2017年，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正式成為國際人用藥品注冊技術協調會(ICH)成員后，在建立有效藥物審評和審批機制、促進中國藥物研發創新、提高藥品質量和標準方面做了很多工作，為中國創新藥企“走出去”營造了有利的宏觀環境。
同時，我們也期待在國家層面，能夠協助推動“一帶一路”沿線國家承認中國創新藥的資質和臨床試驗數據，為企業提供更多的指導和政策支持，以進一步支持中國創新藥企業走出去。
中國創新藥的崛起，不是個別企業“一枝獨秀”能夠實現的，而是在企業修煉內功加之國家政策支持的基礎上，通過一批企業實現的。當一批中國創新藥企屹立于世界之林時，將能夠顛覆當前的世界醫藥版圖，真正惠及中國乃至全球數十億患者的健康福祉。
（轉載自：2019年11月11日出版的《財經》雜志
